那年，那时，那人
□ 杨铁军
绿原报
作者：
新闻 时间:2025年02月19日 来源:绿原报
光阴似箭，白驹过隙。寒来暑往，我已在兵团生活了30多年。这30多年里，最让我激动与欢乐的，就是在博斯腾湖割芦苇的那段时光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20出头。一次，年关将至，我以一种时髦且寒酸的姿态，期待着除夕的到来。体型瘦弱的我衣着破旧，外表恓惶，留着“四六分”的发型，乌黑的头发远比现在浓密得多，看上去文质彬彬。
在博斯腾湖边上一处叫“莲花湖”的地方，我和来自六个省的7位青年，住在一处幽暗的“地窝子”里。那是一种半地下式的地窖房，深约3米，面积30多平方米。“地窝子”里，一个用柳木搭建的大通铺上，住着8位南腔北调、一刻也不想安静的青年。
我们每天的任务是带上刀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到结冰的博斯腾湖上割芦苇。令人兴奋的是，由于即将过年，我们接到了放假的通知，可以在湖边歇息数日。我想，等大腹便便的熊老板给我们结完工钱后，我就卷着行李，回到70多公里外的连队，去看我的未婚妻阿珍。
听说熊老板外出办事，要5天后才回来。这段时间，对于我们8兄弟来说，实属煎熬。那时我们没有手机，“地窝子”里只摆放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我们“推选”1人爬到房顶，去转动用自行车钢圈做成的“天线”，以保证能接收到电视信号。之后，大家围着这个发光的盒子，聆听着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的声音，津津有味地看着《动物世界》，谈论着当老虎遇到狮子，哪一个先被吃掉。看完电视，我们就坐在通铺上打“双扣”，输了就往脸上贴纸条，当纸条超过5张时，就需要头顶一块半截砖，且保证不能掉下来。
一天中午，我从行李包里取出笔和本子，走出“地窝子”，望着被积雪覆盖的连绵起伏的南山，以及向西流淌的孔雀河，用心画出它们粗犷而美丽的模样，然后仰天发出了一声长叹。
住在地面上那座砖房里的宋妈，是“地窝子”的主人，她是兵团人，时年40多岁。此前，她见我能写会画，且彬彬有礼，竟然要认我做干儿子。我未能拒绝她的热情，但却难以改口，依旧喊她阿姨。宋妈问我何故长叹，我望着她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在想，自己的未来，将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会不会像一只鸟，快乐地飞过这样的山顶。”宋妈笑了说：“是的，孩子，我相信，我们的日子，一定会越来越好！”她把我让进砖房，给我吃她亲手炸的馓子，还有一些水果，那是她准备的年货。她拿出一件崭新的褚红色皮夹克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给你买，你试试合适不？快过年了，要穿得帅气些。还有，出门在外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”说完，便将皮夹克递到我手里。我数次推辞，但终究盛情难却。那一刻，我望着慈祥的宋妈，任两行热泪夺眶而出……
几天后，红光满面的熊老板叼着透明的烟斗，回到了“地窝子”，给我们结了工钱。热情的宋妈带着我们8人，乘坐着一个用汽车内胎制成的皮筏子，渡过了冰水奔涌的孔雀河，前往一个叫水工团的地方，去那里赶小“巴扎”。
我买了一个大红色的围脖，还有一双36码的女式皮鞋，装进了行李包。我心情愉悦地徒步10公里，坐上了公交车，望着窗外的景色，感觉这世界无比美好。
因为，我就要见到心爱的阿珍，并和她一起过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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